由于风水树同普通林木不同，清代法律对于盗伐风水树的行为设置了专门的法律规定。《大清律例》中的《盗园陵树木》条规定到:“凡盗园陵内树木者，皆(不分首从，而分监守、常人)杖一百，徒三年。若盗他人坟莹内树木者，(首)杖八十。(从减一等)。若计(入己)赃重于徒杖、本罪者，各加盗罪一等。(各加监守、常人窃盗罪一等。若为驮载，仍以毁论。)为了更细致地区分盗砍他人坟树的初犯、再犯等犯罪行为，清政府还专门制定了条例，该条例规定:“盗砍他人坟树，初犯杖一百、枷号一个月;再犯杖一百、枷号三个月，计赃重于满杖者，照本律加窃盗罪一等;犯案至三次者，即照窃盗三犯本例，即赃分别拟以军流、绞，侯其纠党成群旬口之间叠次窃砍至六次以上，而统计树数又在三十株以上情同积匪者，无论从前曾否犯案，即照积匪猾贼例拟军;如连口窃砍在六次以下三次以上、树数在三十株以下十株以上者，照积匪例量减拟徒，仍各按窃盗本例刺字”。由此可见，清政府对于盗伐风水树的行为打击力度比较大。但是，从巴县档案的记载来看，巴县政府并没有依据大清律例进行惩处。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上海公墓,径山竹茶园,

    例如，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，唐应坤因王仲一砍伐其祖坟风水树而将王仲一具控案下。该案中，王仲一之田业同唐应坤南界相连，地名小屋，唐应坤的界址之内蓄有黄连古树一根，作为培植祖坟风水之用。后王仲一将唐应坤界内的此棵风水树砍伐私卖，被唐应坤以“估砍惊犯事”具控。此类盗伐莹木的行为依据《大清律例》的规定应当处以仗刑。但是，此案后由陈仕荣和李如松等人进行调解，要求王仲一将所砍之黄连树退还唐应坤，该调解结果得到了官府的认同，官府并没有依照清律的规定对王仲一实施杖刑。